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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老人带孙触发焦虑症 专家:需要寻一个出口

2017年04月16日 10:30:55 来源: 解放日报

  原标题:带孙触发焦虑症

  家庭结构的小型化、空巢化以及家庭功能的分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价值观念的更新。“祖辈带孙”的焦虑现状,非亲历者难以体会

  老蒋的状态很不好。

  他已经半个月不想进食,仅每日在家人逼迫下勉强吃几口维生。

  他脸色苍白,嘴唇干瘪,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坐在诊室里,一言不发。直到李霞向家属问诊完毕,老蒋才终于没好气地发声:“这医生怎么这么说教?”

  李霞直到第三次问诊,才从老蒋吐出的只言片语中找到他患上焦虑症的诱因——“外孙吃饭看电视,我说不行,但没人听我的意见。我发火也没用,完全不改。我的意见已经没有价值……”

  医学上固然没有“带孙焦虑症”这样通俗的名词,但对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科主任李霞来说,这个名词兴起的背后是“谁都知道却谁都不认为是大问题”的祖辈带孙焦虑现状。

  上海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许红在老年睡眠障碍门诊中做过统计,因带孩子而产生心理压力的老年人占到门诊病患的1/3。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2013年对全市的抽样调查显示,73.4%的祖辈是主要带养者,99%的家庭是由祖辈参与带养孙辈。而放眼全国,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2016年底发布的报告显示,61.6%的家庭在孩子上幼儿园前由祖辈帮助带养,同时,78.8%的父母表示与祖辈教育观念不一致。

  家庭结构的小型化、空巢化以及家庭功能的分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价值观念的重塑和更新。“大多数人把焦虑裹挟在一堆错综复杂的状况之中,不知不觉走入了这个境地,却缺乏出口。”李霞说。

  带孙焦虑症?真有这种说法吗?

  老蒋承认自己钻了牛角尖。

  他今年68岁,当了几十年的企业干部,性格倔强。6年前女儿怀孕生产,他彻底从工作岗位退休,打算和老伴一起“含饴弄孙”。

  却遭遇种种不如意,细究起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比如他不允许外孙吃饭看电视,必须随手关灯,不许沾垃圾食品……他要求外孙严格执行,但女儿和女婿却觉得这类细节无伤大雅。

  他心里明白自己不该承担父母之责,但又怕长期下去孩子被毁。“我什么都做不了。”老蒋说。他开始不再说话,不再发表任何意见,不再参与任何和外孙相关的活动。矛盾积在心里,渐渐成了死结。

  李霞说,老蒋是个内心敏感的人。

  “这样的人本身有一定焦虑基础。敏感,多思多虑,追求完美。”往往一点点小事都可以触发焦虑——比如有位老太太,小孙子快下课了,她让儿子去接,儿子只要晚出发一小会儿,她就会坐立不安。

  李霞解释,焦虑症人群有些会出现躯体化症状,坐立不安、胃痛、头疼、胸闷……更多的人则是一过性(指某一临床症状或体征在短时间内一次或数次出现)的焦虑情绪,并未达到医学上“焦虑症”的诊断标准。上海市中医医院睡眠障碍科主任张雯静听到最多的描述是,“大脑好像被念了紧箍咒”;“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活在一个黑洞里”;“脑子一点也动不起来,像刷了浆糊”……

  焦虑说到底就是问题无法解决,期望无法实现。“最明显的就是,他说出各种各样的烦恼,但你无论和他说什么解决办法,他都有理由告诉你不行。”张雯静说。

  焦虑的老人们,烦恼是多样的。

  有的是愧疚感。一位带孙的老太太,与亲家轮周带孙。但仿佛一个魔咒,孩子只要送到自己这里就发烧。原因遍寻不得,但愧疚感却是无以复加。以至于小孙女在一个小矮坡上下奔跑时,她都要为孙女反复穿脱外套,以防坡顶有风,造成感冒。

  另一位老人,在老家带孙,因疏忽造成小孙女溺水而亡。老人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并发焦虑,5年了,依然没有走出。

  还有的是自我加压、把责任扩大化。上海人老李带着孙子看病,没挂上专家号,却发现别的父母都是手机预约了专家号再来就诊。想着是自己不会网上挂号而耽误孙子看病,急得眼泪直流。

  也有套牢的感觉。一位68岁的外婆照看一对双胞胎,反复向医生倾诉“搞不定”“心力交瘁”“晚年生活没有了”,每晚睡觉要靠安眠药。

  还有的是提前焦虑。一位老患者向张雯静倾诉,一听女儿说要生二胎,“前几年的辛酸场景一下子浮现眼前,重新走一遍?吓都要吓死了!”

  “很多问题你知道好像不对,但走着走着就变成理所当然”

  “真有带孙焦虑症?”老龙听了老蒋的病情,急切表达认同,“你这么一说,我是深有感触。我当年估计也有”。

  2006年在世纪公园,老龙差点丢了当时2岁半的外孙女。“我正仔细看一株梅花的介绍,突然意识到外孙女不见了。”他喊出了此生最大的嗓门,在整个公园奔跑叫唤孩子的名字。整整半小时,他想的竟不是外孙女的安全,而是回家怎么跟女儿交代。

  好在半小时后,他在一棵树下找到了外孙女。

  回家后嗓子哑了几天。更严重的是,他当晚失眠,在之后半个月里反复后怕,“如果没有找到……”

  随着外孙女长大,祖孙间争执时有发生。一次争吵后,外孙女直接用剪刀戳进自己的手心,鲜血汩汩流出。老龙和老伴将她送进医院,数日惊魂未定。

  最生气时,他电话里跟女儿撂挑子:“我不带了!我没这个义务!”

  女儿回应:“你们不带,我只好辞职。”

  “她这话,等于把辞职原因归到我头上了。”老龙忿忿说。和老伴商量了,“只能再捱几年”。

  “很多问题你知道好像不对,但走着走着就变成理所当然。”老龙摇摇头。

  老龙最终在外孙女12岁时得以解脱。他和老伴的住房是学区房,而子女的房买在郊区。外孙女上初中前,他们和子女交换了住所,正式“从带孙班毕业”。

  老龙形容交接那一天的心情,满腹搜罗能想到的词是“乐开花”。“真的!难以想象吧?我爱人大概还有点失落。我是彻底没有的。我只想老年生活终于开始了,哪怕住得这么远,要坐24站地铁去找老伙伴我也愿意!”

  各家有各家难念的经。老龙说,你很难说谁家的带孙安排就一定好,也很难把一家的做法套到另一家。

  他身边好友,带孙模式各不相同。有的是全天候被套牢;有的是年轻父母在两家老人之间接来送往,一家一周;还有的是从外地来沪,因房子小,只够一人来住,无奈和老伴分居……有人实在受不了,放下狠话“我出钱,请保姆来带!”没过半个月,自己又回来,因为想孙子想得失眠,“隔空担心”。带孙时间最长的老朋友,把孙子一直带到工作,经历了二度空巢。

  朋友聚会时,老龙念了首打油诗——“是主人吧,说了不算;是客人吧,啥活都干;是保姆吧,一分钱不赚,外搭钱还不算;是志愿者吧,还没人称赞。”

  有人笑了,有人却哭了。

  现实很难。张雯静说,老人无奈,子女也无奈。她自己同样是由母亲帮带小孩。医院缺人,她产假3个月就上班。她记得母亲有次喂孩子吃饭喂到一半,碗哐当打碎——母亲累得睡着了。她心疼,却没法做出任何改变。母亲反过来安慰她,“带孩子不容易得老年痴呆”。

  2014年,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发布《虹口区0—3岁婴幼儿家庭早教状况调查》。对虹口800户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75.4%的母亲认为早教最佳带养人是父母自身,同时,两代人对“父母一方用1—2年时间在家养孩子”的支持或期望态度高达95.4%。

  “现在,公办的托儿所几乎没有。工作和孩子,难以两全。”张雯静说。

  “他担心安定的副作用,却不能理解焦虑状态其实更严重”

  老蒋是拖了两年才来就诊的。

  家人直到他不肯吃饭,才意识到他得病。“当一家人的重心落在孩子身上,老人的失落、焦虑、孤独,很容易被忽视。”李霞说。

  而张雯静在失眠门诊时发现,很多老人对焦虑的状态也不以为意。有位58岁来看失眠的女患者,正在帮带2周岁的孙子。女患者听力不好,总担心孙子有何声响自己难以发觉,于是常常惊醒,长此以往,再难入睡。她就诊,是询问能否增加安眠药用量。

  患者儿子问:“医生,我妈妈这样吃安定会不会有副作用?”

  “最好的办法是脱离焦虑环境。不带孩子一段时间,看看睡眠状态会不会好转。”张雯静答。

  气氛瞬间尴尬。儿子没再说话。

  “他担心安定的副作用,却不能理解这种焦虑状态其实更严重。”张雯静对记者说。

  疏解焦虑情绪,需要走进内心的、真正有效的沟通。但当家庭无法提供沟通平台,需要向外界寻求出口。

  2007年,东华老年大学首次开办“孙辈教育班”,一度成为沪上媒体热点。但仅1年,孙辈教育班宣告暂停。

  “因为报名的学员太少了。”乐善耀说。他曾是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被邀请去做讲课老师。如今他也是带孙老人中的一员。

  间断一年后,长风新村街道妇联主席张依群因机缘了解到需求,支持教育班在长风社区学校再度开设。

  如今学员维持在10人,8年来,每月一次沙龙,雷打不动。“这是我们精神的港湾。”乐善耀说。

  很多时候,这里成为倾诉的平台。

  一位奶奶抱怨带孙劳累,儿子儿媳除了周末来看看,几乎全交给她。最近她在为开家长会而烦心。孩子成绩不佳,谁都不愿去开家长会,最后推给奶奶。老太太去了学校就听老师说“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却来”,压力陡增。

  “你给你儿子开了一家责任无限公司!我们的责任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乐善耀说。

  另一位外婆说,发现外孙变成了“两面人”,在外婆家讲礼貌,可到了奶奶家就打回原形。“这样不行,最好你们家辛苦一点。教养对孩子最重要。”“那也不行,亲家不开心……”

  “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我们觉得并不需要谁去说服谁。有时哭出来、倾诉出来就是疗愈的方式。”张依群说。

  虽然带孙问题依然层出不穷,但培训班主题已经改变——由“孙辈教育班”更名为“祖辈同步成长工作室”,后又更名为“青少年心理滋养坊”。张依群说,8年来,“如何隔代带孙”的概念被老人自发淡化,而“聚焦自己”成了主题。

  比如最近一期的主题是“身心合一”。“就是当你嘴上说不再焦虑、关注自己的时候,你是不是能身心合一地做到?”乐善耀说。

  张依群希望有更多老年人参与心理滋养坊。不过人数始终没有突破过20人。“很多人的观念依然陈旧,还没有意识到反思的必要。”

  模糊的界限感

  老蒋自己也明白,他的带孙焦虑其实混杂了退休的失落感。在这个家庭,他不再拥有指挥者的权力,而转变为协助者。

  李霞在多年诊疗中观察到,出现问题的家庭,往往是一家人或者其中有人的角色定位出了问题。

  “很多老人觉得自己委屈,多半是因为一早没有划清界限。三代人在一个家庭中,各有各的角色。打着任何旗号的越界,都是不可取的。要明确哪些事是自己的事,哪些事是另一个角色的事,守住自己的界限,也不要侵犯他人的界限。但现在,很多家庭角色之间糊里糊涂,也没好意思弄清楚。而角色一旦错位,要么是压抑,要么就是冲突。”

  比如有不少祖辈把已成年的儿女依然当孩子,认为“他们照看不好自己,又怎么可能带好孙子”,于是越界,承担子辈应付的责任。

  年轻母亲小杨对婆婆的举动有苦说不出。“婆婆不放心我们带孩子,晚上一定要由她带孩子睡。孩子还没断奶就几次三番把孩子抱回自己屋。晚上只能孩子哭了我跑过去。后来因为孩子总饿哭,才算搬回来。”

  小杨一位朋友也抱怨,丈夫希望夜间带孩子睡觉,却总被婆婆以“你们上班太辛苦”的理由抱走。“老人其实没有问我们真正需要什么帮助,而把意志强加给我们。但他们那么辛苦,我们又怎能强硬表态?”

  “如果祖辈付出了很多,而有一天发现子辈并不是一定需要,这种冲击是很大的。”李霞说。

  张依群的观察是,广泛焦虑的现状也与社会背景有关。她说,中国传统重亲情和联结,上一辈则更讲“奉献”,但这一代更讲“自我实现”。在这样的转型中,难免面临观念分歧和价值冲突。“理解了这一点,或许可以对应对冲突有一定帮助。”

  “你很重要”

  真正支持老蒋好转的,不是药物,而是李霞几次三番的“说教”——“你很重要”。

  老蒋现在成了李霞的粉丝,每两周便主动来就诊。

  李霞给了他3个建议:

  先确认自己是不是想做。“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要首先把‘应该’去掉。不要迷失自己。从头到尾都不应该以别人为中心,无论是儿女还是孙辈。”

  如果确定想带孙,要充分预估承受能力和可能走入的境地,接受自己只是协从的角色,而不负主导的责任。“要和儿女商量好,自己能帮的边界在哪里?最好全家达成一致。”

  第三是要允许犯错。“没有谁天生会带孩子,亲子关系正是在不断试错中正确起来的。”

  李霞还告诉他,“作为外祖父,你的角色是重要的”。

  “我们过得这么匆忙,需要有人提醒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比如孩子今天脸色不好,父母下班回家晚,可能根本来不及发现,但祖辈的观察可以给父母一个提醒。孩子或许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但这样的观察和提醒,对一个家庭是很有价值的。”

  “事实上,正因为家庭成员之间有牵挂,才有这些焦虑,而我们往往也忽视了这一面。”李霞说。

  老蒋说自己的心正在回归平静。

  他开始进食。今年3月,他参加了全家的出国旅行,尽管他仍不适应和外孙的交往,更习惯一个人安静地看书看报。“我们好像带着一个旁观的老头。”家人打趣他。他笑。

  而最让老蒋女儿惊喜的细节是,小孩放学回家把书包随手一放,老蒋怪道:“你这书包怎么又乱放了!”

  老蒋终于可以再一次对外孙“发号施令”了。

【纠错】 [责任编辑: 罗沛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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