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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户,开放经济中的弄潮儿

2018年12月24日 20:36:02 来源: 嘉定宣传部

    “一公斤香蕉售价约1.6元,一公斤苹果售价约1.3元,一天能卖50公斤。算下来一天能赚10多元钱,一个月就是300多元。”1979年,月收入已超过300元的乔秉益,是嘉定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也是嘉定第一批领取个体工商营业证的人。

    “个体户”,这个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出现的词汇,标志着中国人终于开始走向市场经济所赋予的对自身命运的自主。乔秉益,则是千千万万个个体户沐浴着改革开放大好政策富起来的一个代表。

    人物档案

    乔秉益,1938年出生,1956年高中毕业后,开始在州桥北堍摆起了小摊位,贩卖糖果。1963年,响应“城市人口下乡”号召,前往安徽务农。1967年迁往江苏昆山亲友处务农。1979年改革开放后,回到嘉定重操旧业,贩卖水果等。1981年,他在嘉定第一个公开亮出私营杂货店招牌“佳一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乔秉益大胆尝试,承包了小型国有企业——梅园酒家。1997年,乔秉益及子女注册成立了上海震嘉实业有限公司。

    改革开放后“再创业”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最先解禁了农村工商业。那一年,乔秉益正好40岁。

    1979年,经历了10多年到安徽农村下乡、在昆山农村务农的经历后,乔秉益回到嘉定,再次成为了一名“跑单帮”的个体户,经营水果生意。每天天不亮,他就要往返嘉定与市中心区之间,到十六铺购进水果,再到嘉定镇上贩卖。虽然辛苦,但丰厚的收入,却让他很快还清了前几年务农时透支的800多元债款。

    这并不是乔秉益第一次“创业”。1956年,高中毕业的乔秉益面临着抉择:家里条件差,怎样才能减轻经济压力呢?乔秉益选择做生意,他在州桥北堍的百货公司门口支了个摊位卖糖果。

    “那时候,我们是被瞧不起的,但我相信勤劳能让我致富。”说起艰辛的往事,乔秉益脸上依旧带着淡淡的笑容。但他的生意没有做长久,1963年,乔秉益响应“城市人口下乡”的号召,去安徽务农;4年后,一家人迁至昆山农村投亲靠友,仍在当地务农。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乔秉益感受到了机遇。

    1981年,乔秉益把水果生意交给妻子,自己则在清河路登龙广场上开了家杂货店,取名为“佳一村”。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佳一村”领到了嘉定的第一批个体设摊经营证,亮出私营牌子。乔秉益至今还记得,他的杂货铺设在一间铁皮房内,门口有一棵大樟树,为铁皮房遮风挡雨。现在,当初的铁皮房早已不复存在,“佳一村”也早就歇业,但大樟树依旧,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买不到的商品去“佳一村”找找

    乔秉益开办的佳一村杂货店显得与众不同,无论是装饰布置,还是经商理念、服务项目,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在店堂间贴了‘经商实事求是,赚钱合情合理’的对联,我觉得这是对经营者最基本的要求。”乔秉益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次,一个小姑娘受家长嘱咐来店里挑一包最好的榨菜。当时优质榨菜断档,乔秉益从普通榨菜中挑选了一包质量好的,并给这位小姑娘写了一张便条表示歉意,让小姑娘过阵子再来购买。这家人家被乔秉益的诚信所感动,后来成了“佳一村”的老顾客。还有一次,一位外籍教师用上海友谊商店的兑换券买卷烟,乔秉益按烟价给予找零,这位外宾临走时翘起大姆指连声称赞。

    “行得春风有夏雨”。乔秉益还推出了十个服务新招,包括指路问讯、设医药箱、提供打气筒、免费使用火柴、代写书信、换零钞、缺货登记等便民服务。如小小一块乳腐,小的一分钱,大的三分钱,大店怕麻烦、怕损耗大不愿卖,“佳一村”却不厌其烦,坚持做小本生意。

    那时,国营商店都是按时关门打烊的,市民要临时买点东西,只能去“佳一村”。1984年,上海曾发生过一场地震。惊恐的市民半夜跑出住所,很多人什么都没带,肚子饿了怎么办?国营商店指望不上,市民只能去敲乔家的门,很快,“佳一村”开门了,饼干、蜡烛等用品成了市民的救急品。当时,嘉定城里不少居民都知道:“买不到的商品去‘佳一村’找找。”

    一个万元户的诞生

    随着“佳一村”的招牌越来越响,乔秉益也在谋划着转变。1984年,“佳一村”开始开展批发、代销业务,业务大幅增加。1985年,乔秉益雇佣了9名员工,也是这一年,“佳一村”的盈利超过了1万元。

    从乔秉益保存的一份经营情况表中,记者清晰地看到:1985年,“佳一村”的营业额为530461.9元,其中零售为161894.83元,批发为215567.07元,代销为43000元,水果销售为110000元;缴纳营业税12023.23元,缴纳所得税、工商管理费等总计25000余元,支付工资9882.10元;净利为15706.08元。乔秉益成了名副其实的“万元户”。

    经营过程中,乔秉益发现居民手中的杂瓶很多,但许多废品站不收,不少居民感到弃之可惜,留之无用。为了帮助当地居民打开杂瓶销路,乔秉益四处奔波,经多方努力,按不同厂方的需要,在店边展示样瓶。许多居民见后,纷纷回家清理出旧杂酒瓶送来,乔秉益先后收购废杂瓶近8万只。

    承包国有饭店年年盈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佳一村”卖得最好的是腐乳,那时的老百姓虽然已沐浴到改革开放的春光,但收入普遍偏低,腐乳是最经济实惠的下饭菜。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市民收入增加,有些市民开始舍得下馆子搓一顿了。这时,一直以经营杂货店为主业的乔秉益,赢来了一场新的挑战。

    当时的梅园酒家是一家国有饭店,因连年亏损难以为继。为了使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进一步分离,负责人决定让个体户进店承包经营梅园酒家。选谁好?相关负责人绞尽脑汁,最终选中了乔秉益。

    国有企业该怎么干?乔秉益心里没底,但是,多年经商经验让他明白,要干就要全身心地投入。乔秉益一头扎进了饭店,他首先对劳动用工和工资分配进行改革,对厨师、服务员、勤杂工量才录用,尽职的按销售额比例多拿,不尽职的不分。在经营上,对中、晚餐供应坚持中低档为主,增设大饼、油条、豆浆、粢饭等早点供应。对从事早点的职工采取联销计酬和计件制形式,多劳多得,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营业收入增长。很快,连年亏损的梅园酒家获得盈利,28平方米的小饭馆面积扩大到60多平方米,价格实惠的家常菜,成为附近老百姓下馆子的首选。

    梅园酒家经营了5年,几乎年年盈利。1995年,57岁的乔秉益准备退休了,但是很快,闲不住的他又出山了,1998年,他凭借着经营梅园酒家积累的经验,开办了一家奥灶面馆,还与子女一起注册成立了上海震嘉实业有限公司。

    个体户承包国有企业,在以前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但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这种剧变随处可见,个体经济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户的辛劳和奋进,不仅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更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顾佳兰)

【纠错】 [责任编辑: 李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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