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疾病诊断技术新突破：从被动治疗到主动预防

  心血管疾病，这一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在中国正呈现发病率与死亡率“双升”的严峻态势。如何破解传统医疗模式短板，推动技术创新惠及更多患者？近日，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龚辉，从疾病预防的困境、心脏介入技术的革新，到未来医学的无限可能，展开了一场关乎生命健康的对话。

  龚辉在坐诊中发现，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目前，心血管疾病的出现更多与代谢性问题有关，如高脂血症、高血压的发病率明显提高。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慢性病的发病率也随之提升，如冠心病、心力衰竭、心房颤动等。

  “许多患者直到发病才意识到健康管理的重要性，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治疗的难度。”龚辉开门见山地指出当前医疗模式的短板，公共卫生领域的预防工作亟待加强。

  根据《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25.2%，全国现有高血压患者2.7亿。然而，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显示，中国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这意味着，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

  更令人担忧的是，公众对疾病预防存在两极分化的认知误区：一些人认为“没病无需就医”，忽视吸烟、酗酒、肥胖等危险因素；另一些人则因一些小问题过度焦虑，反而加重心理负担。“科学防控的关键在于平衡——既要有定期体检、控制血压血糖的严谨，也要避免因恐慌而盲目干预。”

  龚辉强调，提高患者依从性、加强早期筛查与科普教育，是降低心血管疾病负担的首要任务。面对疾病，他始终强调“防大于治”的核心理念，呼吁公众要践行戒烟限酒、合理膳食、规律运动等生活方式。

  然而，当疾病进展至需要干预时，临床医生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的高龄患者逐年增多，治疗时需兼顾多重风险，医生常陷入“投鼠忌器”的困境，从而使得一些新技术难以得到充分应用。同时，经济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患者对先进治疗手段的选择。

  所幸，心脏介入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患者带来了更多希望。心脏介入技术作为心血管疾病治疗的重要手段，在临床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龚辉介绍，心血管介入技术涵盖多个类别。在心律失常的治疗领域，针对缓慢型心律失常，医生通常会为患者植入起搏器，以维持心脏的正常节律；对于快速型心律失常，则可采用射频消融、冷冻消融、场脉冲消融等先进技术进行治疗；对于存在恶性心律失常导致猝死风险的患者，植入心脏除颤转复器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措施；而对于符合特定指征的心衰患者，心脏再同步化治疗能够显著改善其心脏功能。

  在血管性疾病的治疗中，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肾动脉狭窄等病症，可借助球囊扩张、支架植入等技术，使狭窄的血管重新恢复通畅。对于那些不适合植入传统支架的患者，药物球囊提供了一种安全有效的替代治疗方案。

  此外，血管内超声、血管功能检测等先进的检查手段，能够帮助医生更加全面、精准地判断患者的病情，从而为患者选择最为合适的治疗方案。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可吸收支架的问世为患者带来了更多利好，这种支架在植入人体几年后会逐渐被吸收、消失，使血管恢复自然状态，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在结构性心脏病的治疗领域，介入技术同样展现出了优势。瓣膜疾病、卵圆孔未闭、房间隔缺损等结构性心脏病，均可通过介入封堵手术进行治疗。

  近年来，心脏介入技术还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在瓣膜疾病的治疗上，以往对于瓣膜关闭不全这类病症，治疗手段相对有限，但如今，瓣膜钳夹术、瓣膜套瓣膜等新技术不断涌现，带来了新的治疗方案。

  例如，针对三尖瓣反流这一难题，也有了诸如缝合植入支架瓣膜、瓣膜钳夹手术等全新的介入治疗方法，这些技术在有效减轻患者痛苦的同时，大幅降低了手术风险，显著提高了治疗效果。此外，心脏介入技术在适应症拓展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以主动脉瓣关闭不全患者为例，通过在支架外部增加特殊固定装置等创新方法，使得部分原本不适合植入支架的患者也能够接受支架植入治疗，从而从中获益。

  展望未来，龚辉将目光投向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一些曾存在于科幻小说的场景，似乎正在走向现实。

  他介绍，在高脂血症的治疗领域，目前已经出现了半年注射一针即可有效控制胆固醇水平的药物，这为患者提供了更加简便的治疗方式；在高血压的治疗方面，未来或许可以通过类似于疫苗的抗体疗法，患者只需几个月注射一针，就能实现对血压的长期稳定控制；在起搏器技术的发展上，未来的起搏器可能不再局限于追求小型化，无导线等，而是通过植入起搏细胞的方式，使心脏能够自然恢复正常跳动节律；针对终末期心衰面临的心脏供体来源有限这一世界性难题，国内外正在积极开展猪心移植的研究探索，这一研究方向为心脏移植手术带来了新曙光，展现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