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娩确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甚至会因此造成其他的不良后果，比如产后抑郁跟分娩痛楚可能有一定关系。但其实分娩镇痛这件事，在医生或医院的角度来看，还有另一种重要的意义：它能更好地保障产科安全。
现在比较普遍的分娩镇痛做法，是先做基础性麻醉，或者采取一些为麻醉做准备的措施，这就使得所谓的“5分钟剖宫产”相对比较容易实现。产科里发生变化特别快，比如说胎儿脑缺氧，如果达到8分钟以上就容易出现脑瘫。当我们发现胎儿有异常的时候，基于已有的基础麻醉，就能尽可能地争分夺秒。
这样一来大家可能认为，无痛分娩的比例肯定是越高越好。我认为当然需要相当高的比例，但并不意味着要全民推行。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来假如产程顺利，没有任何异常现象，甚至整个分娩过程很迅速，那根本没必要多此一举；二来我们也见过一些产妇，她们感觉适度的疼痛更有利于自己的分娩感受和体验，甚至认为疼痛是加深和婴儿感情的一种桥梁。此外，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能够具备全面实施无痛分娩的条件，最重要的问题还是麻醉医师人数的缺乏和一些流程的不规范。

卫生健康问题向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考虑到我国的现状，我的个人建议是，如果经济上允许，全民免费接种是最理想的；如果财力上达不到，起码在宫颈癌高发地区——目前看来基本上都是贫困地区——率先推行HPV疫苗的免费注射。
这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针对宫颈癌发病率比较高的地区加强预防措施，对整个社会而言收益更大；另一方面，因为高发地区大多经济贫困，如果不免费，可能真的没有人接种。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哪怕自费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接种。所以我的建议是，希望HPV疫苗能作为扶贫措施落实到一些宫颈癌高发的贫困地区去，从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来看，能起到收益最大化的作用。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常见疾病。在育龄妇女当中，它的发病率一般估计达到10%，也就是说，10个育龄妇女里就有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同样是常见病，感冒过一段时间一般即可痊愈，而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有一定难度。所以它既是常见病、多发病，在认识和处理上又算是比较疑难的疾病，因为现在发病因素还没有非常明确。
作为育龄妇女身上的常见疾病，子宫内膜异位症偏偏又严重影响生育，很多不孕症都跟子宫内膜异位症有关。因此，近年来这一疾病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2014年，红房子医院取得了第十四届世界子宫内膜异位症会议的主办权，大会将于2020年5月8日至11日在上海举办。希望届时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认识和研究，又能借这次专业会议有新的深层次发展。

我认为卫生状况应该以全民健康程度为标准，而不是以医院的工作量或者看了多少疑难杂症为标准。人们确实会遇到一些疑难杂症，需要医学的不断进步来保障健康，但对大多数人来讲，还是以常见病、多发病为主。
所以，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所有医院都去研究疑难杂症，其实既没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医院研究疑难杂症，也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所以，我认为分级诊疗最后达到的理想状态，是取消医院分级。事实上，我们真不能简单认为看疑难杂症的医院比看常见病、多发病的医院高级。
所以，我在国家卫健委也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我们更应该强调“分类诊疗”。把医院进行分类，有些医院专攻疑难杂症，有些医院专看常见病、多发病。这样一来，从体制上可以把全国的医院分成四大类：公立研究性医院、公立服务性医院、私立营利性医院、私立慈善性医院。我们可以把背后有研究性机构支撑的大学医院归类于研究型医院，政府开办的医院归类为服务型医院，而有些社会公益人士愿意捐赠开办慈善性医院。当然，这种医院可能只提供基础医疗，难以提供高端服务，所以营利性医院可以作为提供更好的就诊环境和尖端技术的一种补充选项。
如果我们能把分类和职能搞明确的话，那就既可以用常规技术和诊疗手段为大多数的常见病、多发病病人进行高效服务，又能集中精力让某些医院和医生群体更好地钻研高精尖医学技术，最终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而服务性医院也会不断吸收大学医院或研究性医院的成果，应用到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上。所以，我觉得分类的提法可能更合理。